流动的艺术——碑帖书法

流动的艺术——碑帖书法

碑帖，是指刻在山石、钟鼎、砖瓦等材料上的文字的拓本。它是因书法艺术的发展而催生，并在千百年来为传承历史文化、汇聚书法历史长河谱写了光辉篇章。它既见证着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流变，也传承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更寄寓着亘古不变的文人情怀。
中国古代碑帖，大致可分为刻石、碑碣、墓志、石阙、摩崖、造像、塔铭、画像、浮图、刻经、医方、井阑、桥柱、题咏、题名以及诗文杂著等，书体有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魏书、楷书、草书、行书及民间一些创意字等，几乎无体不包。从先秦的《石鼓文》大篆，到秦统一文字后的《泰山刻石碑》小篆；自汉代《乙瑛》、《曹全》、《张迁》诸碑的隶书，经北朝《郑文公碑》的魏碑体，至隋代《龙藏寺碑》及唐代《九成宫》、《多宝塔》、《玄秘塔》诸碑的楷书，可清楚地看到我国文字、书体的演变、发展历程。历代书法家在碑上留下的真迹，或流畅飞扬，或方整朴厚，或灵秀妩媚，或平和含蓄，或峭拔雄伟，或疏朗开阔，或刚健豪放，或龙飞凤舞，人们得以观摩品评各家各体风格，得到至高的审美享受。
历史上，因帝王爱好书法，曾有过三次全国性的汇刻收藏活动。第一次是帝王书家唐太宗摹刻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帖》五种，并御笔书刻《温泉铭》，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王羲之书法的汇刻收藏热潮。唐太宗非常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差人遍收王字，得知王羲之墨宝《兰亭序》由其七世孙智永和尚辩才，便传旨差萧翼智取墨宝，并诏令书法名家欧阳询、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摹刻上石拓印，御赐皇宫近臣临池欣赏，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著名法帖《兰亭八柱》。太宗驾崩，《兰亭序》随葬昭陵，一代名帖真迹就此失传，留下“兰亭茧纸入昭陵”的千古遗憾。传承后世的唐摹《兰亭序》以冯承素摹本最为传神，接近真迹，因帖前后有唐中宗年号“神龙”半印而得名“神龙本”，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是习王羲之书法入门的最佳范本。冯摹本原迹，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帖书法遒劲，墨韵生动，行若流水，翩若惊鸿，令人百读不厌。除“神龙本”外，欧阳询摹刻的“定武本”为诸兰亭帖石刻之冠，值得赏玩。
第二次全国性的碑帖汇刻热潮，是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命侍书学士王著等编撰秘阁所藏历代法书10卷，摹刻于枣木版上，拓印御赐近臣赏玩，称为《淳化阁帖》，为法书丛帖之祖，开创了汇刻历代名家碑帖之先河。后雕版毁于战火而且绝版，祖刻初拓本传世极少，弥足珍贵。由于朝代更替，历经战乱和天灾人祸，祖刻本第四、六、七、八卷流落海外，其中第四卷为初唐名家之作，第六、七、八卷为东晋王羲之珍贵的墨宝。这四卷原刻拓本流传有绪，原为南宋王淮、贾似道等收藏，元代归书画家赵松雪、清代为孙承泽、安歧、李宗瀚、李瑞清等诸多收藏家收藏。20世纪40年代曾在上海露面，后流出国门不见踪影。80年代，出现在香港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被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买下。1996年，安思远将祖刻初拓本《淳化阁法帖》带到北京展览，引起轰动，著名书画家启功前往鉴赏，确为祖刻初拓珍本。经多方努力，2003年9月，上海博物馆用3700万元的巨资，购回《淳化阁法帖》四卷，并在上海展览，让国人大饱眼福。
第三次是清干隆年间汇刻的32卷《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是历代汇刻内容最多的碑帖。干隆皇帝一生特好书法，每巡游处，必御笔留痕，内府秘藏法帖书画必过眼赏罚玩题跋。干隆十二年（1747年），出内府所藏魏晋至明代法书，诏梁思正等编摹汇刻，至干隆十五年（1750年）刊印成书，御赐皇宫近臣雅赏。

因干隆藏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洵《伯远帖》三件稀世珍宝墨迹，在皇宫建“三希堂”书斋秘藏，故书名《三希堂法帖》。此丛帖汇集了魏晋至明代130余位书家340余种真迹，规模之宏大，为历代官私所刻丛帖之冠，代表了书法丛帖的最高成就，因而被为碑帖“圣经”。根据清官原刻原拓影印的版本为最佳版本。
碑帖艺术自出现以来，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元、明、清及民国，直至新中国诞生，可以说代代有佳刻，至今不衰。碑帖之珍贵，首先在于它能清晰、完整、准确、生动、真实地再现古代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神韵，可以说，当今高科技技术也难以达到其“原汁原味”的效果。再就是在于它所记录、表现出来的内容，涉及王朝建国、典章制度、战功记录、封疆定界、农业丰歉、社会治乱、宗庙立主、世族谱系、抗灾济民、掘井开路、立界买地、书札医方、名人经传、浏览题名等，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并不是全部记载于浩瀚博大的史书里，而是在碑帖（石刻）中保存着相当丰富的一部分，成为我国极其宝贵的历史档案和艺术宝库，为研究我国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历史、人物、书法、绘画艺术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考证，全国现已发现存世的碑帖（石刻）约达20万件以上，可以说，这是一部宏伟的百科全书。
由于古代碑帖原石或因遭遇兵豳，或因保护措施不得力，或因一些政治因*为毁坏，或因火灾、地震之天祸，或因盗贼偷窃流出境外等，其数量愈来愈少，剥蚀日趋严重，因此要想一睹其本来面目，只能依赖拓片。如清代书法家王铎书写的著名法帖《拟山园》，曾因政治运动被砸得面目全非，被世人所称赞的“苍老劲健，全力以胜”之风已一扫而光，当今如果谁藏有旧拓本，其珍贵可想而知了。
而即使是这些珍贵的旧拓片，也在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变中大量散失。“文革”中破“四旧”时，曾经烧毁失散无数拓片，甚至一些博物馆也用架子车把拓片一车车拉到大街下投入火海。即使是民间尚留存下来的，也由于后代文化素养低，有的当废纸卖掉，有的当煳墙纸帖墙。
近年来，国家对碑帖管理日趋正规。特别是对一些名碑帖（石刻）早已采取严格措施加以保护。除研究部门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需捶拓少量外，其他人是不允许随意捶拓的，现在偶尔在社会上见到的，大多是散落在民间的旧拓片，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碑帖成为具有文物、文献、历史和收藏价值的文化瑰宝，受到收藏界的热捧，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强烈文化色彩的收藏门类。有的孤本绝品甚至价值连城，如2003年春季拍卖活动中，北京故宫博物院用2200元，收购隋人书晋代索靖《出师颂》墨宝。当年7月，从海外回归的宋代书法家米蒂的《研山铭》墨宝孤本，更是拍出了2999万元的天价。
碑帖收藏，与其他古籍善本一样，流传有许多版本.版本的珍贵，直接影响着习书者的鉴赏水平和习字功夫。因此，不管是学习书法，还是收藏碑帖，版本的选择都尤为重要。珍贵的碑帖善本，除正确引导习书者步入书法天堂之外，还是珍贵的艺术品供人赏玩。刻印低劣的传本，不仅给习书者误导，而且大败了藏家的口味。
在古代，由于印刷技术水平有限，大多数名家名帖名刻者是靠摹刻钩临和印刷，每翻刻一次，就与原碑帖有一定差距，而最具风神的古代书家墨宝，往往就在翻刻过程中渐失墨色神韵。所以，越早的刻本和拓本，越能显示碑帖的本来面目，特别是黑底白字的初刻初拓版本，有“黑老虎”之称，更显得无比珍贵。

汉《曹全碑》旧拓本，拍出2万元，唐柳公权《玄秘塔碑》旧拓本7920元，唐欧阳询《化度寺碑》旧拓本9350元，颜真卿《祭侄文稿》旧拓本1、1万元，宋刻《曹娥碑》元明拓本4、95万元，清中期精拓本《玉版十三行》3万元，梁《瘗鹤铭》明初水前拓本1册66万元。由此可见，初刻初拓碑帖的史学、文物和收藏价值正在逐渐升温。
现在，随着电子技术的发达，以传统的笔、墨、纸、砚为载体的毛笔书法已经////渐退出了实用舞台。鼠标一点，键盘一敲，省力又省时，让年青一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竟不知“文房四宝”为何物。宝贵的历史文化，仅在守望传统的书家、收藏家之间薪火相传。碑帖收藏，收藏的是翰墨飘香的古典岁月，是青灯黄卷的临池艰辛，也是难以割舍的翰墨情缘。
书法圣经——《兰亭序》
历代帝王为什么对王羲之情有独钟?为什么没有推钟繇、推王献之或颜真卿、褚遂良等等，要知道这批人也是有身份、有地位、书法成就很高的人。或者说：张芝、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等也曾被一些帝王所推崇，为什么没有推到书圣的宝座呢?为什么只有王羲之被那么
多皇帝历代宝之?有那么多文人士大夫喜欢?为什么王羲之书法产生了恒久不衰的魅力?
梁武帝、唐太宗、宋仁宗、宋高宗、康熙、干隆等历代皇帝都与王羲之及《兰亭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东晋以后历代帝王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导致了东晋以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以王羲之书法为正宗，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其学术意义。下面就历代帝王与王羲之及《兰亭序》的一些关系作粗浅的论述。
艺术的发展史必然是一部创新史，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会走向衰亡。王羲之所以被历代帝王与文化人看好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创新精神。由于东晋时期受老庄玄风的影响，加上当时仕族优裕的生活条件，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已经逐步从古朴、凝重转向妩媚、自然、适意、洒脱。“东床坦腹“、“雪夜访戴“等典故只有在那种时代才会被津津乐道。这种不入时俗、强调个性、追求自然、反对束缚的精神，也是魏晋士大夫对人生与艺术的独特理解与追求，成为魏晋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王羲之不满意于当时书法用笔滞重，结体古拙的局面，努力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以自己厚实的传统根基与胆敢独造的革新精神，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创立了自然、适意、洒脱、流便的书风，使中国的书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由“古质“、走向“今妍“的关键性人物。
那么，是否仅仅创新就能打动这么多帝王呢?张芝、钟繇、王献之等等也都是富有革新精神的名家，他们为什么在与王羲之的比拼中最终退下来了呢?我认为更关键的是王羲之的书法处处渗透着魏晋崇尚的那种“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王羲之的书学比较全面，他的楷书结体匀称俊俏，点画细微之处蕴蓄多姿。行书更加随意，不求笔画平正严谨，而是强调变化，使字里行间婉转灵动，变化多姿，写出了俊逸、妍美而又雄健的行书，特别是《兰亭序》万法齐备，炉火纯青，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至于草书，则是删除了章草中带有隶书笔意的波磔，加强了用笔的使转，使得转折处笔势连绵，流畅而富有韵致，开创了今草的新局面。由于王羲之书法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后世学者可以从王羲之身上化身千万，得以发展。

如颜真卿对王羲之的继承是以他不同于王羲之的面目出现的，米芾又不同于颜真卿，颜真卿和米芾无疑都是王羲之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王羲之温尔文雅、刚柔相济的书风确立后，由于它符合中和之美的要求，所以才会被历代帝王所喜欢，使历代文人学士奉为圭臬，使王氏书风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帖学的潇洒流美之风长期以来成为书坛的主流。这种影响虽然与帝王推崇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植根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审美意识决定的。这种审美意识就是贯穿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庸观念、中和之美。中庸思想的包容性很大，所以王羲之书法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也极丰富，这种思想反映在书法上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自有它积极的意义。
一、历代帝王的推崇使王羲之走上了书圣宝座
1.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梁武帝
王羲之书法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郗愔“，后来书名渐盛，学王的人由少到多，渐成风气，从而引起庾翼的不满，但当时庾翼无法扭转时人学王字的风气，后来对王羲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表示“叹服“。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将右军书法与古贤比，认为名盖当时与钟张并美。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
萧衍(464～549年)，南朝梁书法家。他是我国南朝梁王朝的创建者，世称梁武帝。王羲之后一百余年的梁武帝，可能是历史上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可以说梁朝出现了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晋武帝、元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等皇帝都擅长书法，其中以梁武帝书法成就最高。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虽然王羲之仍排在钟繇之后，但超过了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也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因而舆论遂定。
梁武帝时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书法，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梁武帝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只是后来兵乱毁失，留存很少。梁武帝与陶弘景书疏往返殷勤，许多是讨论王羲之书法及其真伪的。梁武帝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记载，王羲之的《乐毅论》“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
梁武帝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喜欢，可以从“萧翼智赚《兰亭序》“的故事中充分体现。《兰亭序》一直是王氏传家之宝，后来真迹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手中；而智永再传于其弟子辨才。据称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太宗无奈。后来有个足智多谋的萧翼运用巧计才诱使辨才出示《兰亭序》真迹，从而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

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爱不释手，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进行临摹，临摹本分赐诸王近臣，从此得以传播；而自己则将真迹密藏起来，死后还不肯放弃，要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从此便成绝响，增加了人们对《兰亭序》的距离感与神秘感，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谜，这对于书坛可能是遗憾的，对于王羲之也许未尝不是好事。
自古帝王所好下必效之。受太宗皇帝的影响，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等书法家无不受王羲之书法影响，于是有“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右军之情“②的说法。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甚于梁武帝。他不但自己精研王氏书法，对王羲之书法亦步亦趋，你看他书写的《晋祠铭》基本上是“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右军风骨。而且他广泛悬赏收集“二王书法“作品。据史载，唐太宗收藏御内的书法作品达2290纸，其中以王羲之的书迹最多。他还将褚遂良“召入侍书“，加以重用，整理、鉴别右军书法。又让释怀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圣教序》，并让初唐书法名家和臣民百姓学习王羲之书法，使王羲之书法从此受到社会的普遍推重。
3.宋朝皇帝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宋王朝以后，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混乱局面至此结束，国家复归统一。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间，书法发展相对来讲比较缓慢，但对王羲之的书法可谓推重备至。
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当时每个朝中大臣都御赐一部拓片。《淳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汉章帝至唐高宗，及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继唐太宗遗风宗“二王“的，在《淳化阁帖》中就可见端倪。《阁帖》的广泛流传，促进了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中帖学书法的传统，它对以后的书法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太宗赵光义功不可没。
高宗亦曾临《兰亭序》赐孝宗，于帖后记曰：“须依次临五百本。“孝宗书法与高宗书法不易分别，不无原因。
宋高宗曾自谓：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③魏晋至六朝笔法，宋高宗什么都学，可见他学书极其用功。“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味久愈在。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④他对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也情有独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⑤，达到不管小字大字，都能“随意所适“，而“颇具佳趣“的地步。御书《兰亭序》一本，勒石于宋兰亭天章寺。他从广泛临摹到专精《兰亭序》，其广榘博取的传统功底，锲而不舍的学书精神，不像一位皇帝，倒像一位职业书家。
虽然宋高宗专精《兰亭序》，但对待书法权威，他也曾大胆地提出质疑，决不迷信。他认为何延年说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如有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复如者“的话是说得过分了。他觉得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品并不一定比《兰亭序》逊色，只不过这些“数行数十字“的信札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罢了，而《兰亭序》则“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之锦“，使入“心目不可忘“也。

宋高宗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书法水平，更在于他提携和影响了南宋一代书风。他自己整理收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画，身体力行地提倡大众研习书法。他认为“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他自己善学《兰亭序》，便赠之与王子和朝中大臣，又让宋孝宗学书。一时间，以高宗为中心，南宋几乎掀起了一个学书高潮，而且也是以王羲之及《兰亭序》为中心的。
宋四家苏、黄、米、蔡，苏东坡少时“日学兰亭“，蔡京到晚年都感到“右军难学“，他们既取法二王，又能破除迷信，不拘成法，追求个性，引领潮流。黄山谷甚至告诫时人，“《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并提出“承学之人，更用《兰亭》永字，以开字之眼目，使学家多拘忌，成一种俗气。“这与高宗的不迷信二王也是一脉相承的。
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兰亭序》的精妙释读之难，也可见文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用功之勤。
由于宋代这么多皇帝对王羲之，对《兰亭序》的重视，当时，士大夫的家里出现了家家都有《兰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兰亭序》各种版本上百种(浙江绍兴兰亭王右军祠内墙上，至今仍保存着游相藏的《兰亭序》刻石)。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比唐太宗时期更有过之。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其他书法家没有这么幸运。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我认为，到宋朝为止，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
4.明清帝王的流风余韵
明代是继宋代以后又一个崇尚帖学的时期。明朝诸帝中，成祖朱棣好文喜书，曾经诏求四方善书之土写朝廷的诏书及皇帝的特殊文告，这些人都被授中书舍人官职，舍人中又选28人专习二王法帖，并且尽出密府所藏古今法书，供他们临摹和赏玩。仁宗朱高炽也在万机余暇，留意翰墨，曾经临《兰亭序》帖赐沈度。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樘酷爱沈度之书，而沈度之书亦多从王羲之而来。神宗朱翊钧，少年时的书法就笔力遒劲，即位以后，也常常携带王献之《鸭头丸帖》等随意欣赏。
清朝建立后，虽然定满文为国家文字，但仍以汉民族文化为重，几朝皇帝也雅好翰墨。
顺治皇帝自称“亦临《黄庭》、《遗教经》二帖“。康熙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而追溯王羲之，有时日临《兰亭序》数遍，曾为兰亭御书《兰亭序》，并在兰亭勒石立碑，此碑高近6.86米，宽2.64米，所临《兰亭序》全文，不失右军之意，20个“之“字也写得各不相同，没有反复临写《兰亭序》的功夫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干隆帝喜欢的赵孟頫书法，也是王羲之一脉的书风。干隆四十四年，干隆将内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钩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和柳公权《兰亭诗》及《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于敏中补《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阙失部分，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干隆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享诗》，命工摹刻在8个石柱上，名为《兰亭八柱帖》。首刻干隆题八柱册并序，分为8册，每册首题隶书帖名及次第。石原置圆明园中。他又专辟一室为“三希堂“，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为性命。
与唐宋帝王直接取法王羲之比，明清帝王取法王羲之的徒子徒孙的做法，其品格已下降许多，所以那个时期的整体书法是下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