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孔子》评论及有关“孔子”的见闻录之三(续7)

10.“社稷亦为民而立”（来源：南方报网 作者：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发表时间：2010年02月20日

这也是一篇学者级别的评论，但已完全脱离《孔子》而成为讨论“儒学”与“专制”的政论了。原文摘录如下：

【《孔子》上映，引来对孔子的热议。朋友应约写过评论，电话聊及时，彼此有差异。于是建议我看电影，也写下自己的看法。不过，看《孔子》不若看孔子，《论语》可以读，电影就不必了。去年暑假，也的确把以前翻过的《论语》通读一过，所谓“读新书不如温旧业”，尽管未必常温。半年过去，我犹记当时读书的感觉，如借用太史公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和朋友通电话时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历代帝王总是尊孔？朋友自有他的解释，我很认同；但尊孔原因非一，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孔子即儒家学说中的民本主义。当然，如果细绎，孔子本人“人本”倾向大于“民本”，孔子更关心的是教人如何成仁，当然不是后来蒋中正意义上的“不成功便成仁”。成仁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并且是如何活。由孔及孟，儒家的“民本”倾向方才格外突出。我以为，历代帝王之所以看上孔子，便是先秦原始儒家中的民本主义可以为我所用。

也许，这就是孔门不幸。到了20世纪，孔子成了靶子，批孔成了潮流。批孔的始作俑者，便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自《新青年》始，一个世纪的批孔，往往是和反封建、反专制联系起来：“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孔教不但为旧政治背黑锅，而且“为了倡导民主，我们必须反对儒学”，在新文化那里，儒学更直接成了民主的对立面。

帝王专制要利用儒学撑门面，那么，专制政治的账是否应该算在儒学的头上？儒学本身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不专制的一个，至少法家学说要比儒家更专制，而且也是它直接促成了以秦王朝为开端的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新青年》反专制不批法而批儒，不能不说是认知之误，它进入了历代(包括当时)统治者崇儒表象的误区。先秦儒家立足“民本”自不待言，法家学说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君本”。韩非说得清楚：“法者，王之本也”，君王制定法则，原本就是用来统驭下民的。历代统治者深得法家之真谛，但标举的却是儒家，何也？欺人耳目也。儒表法里，是历代帝王的统治诀。任何统治首先都必须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偏偏法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它恰恰又是儒家在政治上的用力。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故，历代帝王以儒为表或标榜于儒，不过是为自己的权力正名。至于统治者利用孔儒“必也正名乎”，且不得不利用，这非但不能构成儒家的罪过，反而昭示了它本身的正面性。尽管统治者的崇儒可以是欺骗的，但儒家的民本思想又何欺之有？结果，《新青年》只顾揪着专制欺骗的外衣，却熘掉了专制不欺骗的身子。

更离奇的是，《新青年》居然可以把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学与民主对立，岂不知一笔写不出两个民。固然，民本非民主，但，此民亦彼民。一个学说既以民和民本为旨归，即使它可能非民主，但也绝不会反民主。何况从民本到民主，有一种内在逻辑贯通，并非遥不可及，我们似乎只能说“虽不中，亦不远矣”。进而言，在我个人的阅读中，至少我自己确实从原始儒家那里感受到原始民主的胚芽，像向为我们所诟病的宋儒，也即我们常说的孔教或孔家店，其中亦有古代民主的阐释空间。朱熹在集注孟子时，针对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很清楚地表述为“社稷亦为民而立”。

请问，在国家建构的理念上，在君、民与社稷的价值排序中，这是民主还是君主？我们固不必把古代民主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民主等同划一，更不必以古代民主抵挡现代民主，但又何至于把带有民本乃至民主意味的儒家作为现代民主的死敌？颇富历史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那些被称为“四小龙”的国家与地区，既宪政又民主，但它们不但不反儒，反而崇儒。相反，按照《新青年》以彻底反儒的逻辑追求民主，是否追求到，那也只有让我们已经都看见的历史来回答了。

不看《孔子》谈孔子，我之所以抓住新文化运动不放，盖在那是一个世纪的反儒源头，直到今天仍流弊未肃、框架依旧。当然，孔学不是没有它的缺陷，不是没有它的消极面，比如权力者可以借它打德治牌并用以拒斥法治。但，正如不用像《新青年》对它全盘否定一样，我今天亦无意对其全盘肯定。就儒学的丰富性而言，全盘的方式是可怕的，分析的态度则为其必要。我个人恰恰是基于自己的分析，觉得儒学在主体上不但可取，而且可佩；所以，我个人愿意在此表示，我很尊敬它。】

我的感言：
首先，可从上文思路中看出：这是一位对“批孔的始作俑者”--“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怀恨在心，很以“肃清其流弊”、且要拆除其“框架”而为后快的教授级人物，从其史学背景看，其是很喜欢读《论语》滴，且到了宁可不看《孔子》（电影）的地步。当然，其知晓韩非有一句“法者，王之本也”，说明其晓得还有一个法家、法家里有位“韩非”其人。至于其是否研读过《韩非子》，从其把“法者，王之本也”解说为“君王制定法则，原本就是用来统驭下民的”--来看，其更大的可能是谨尊“圣训”、“非礼勿视”了。至于其是否读过《墨子》，则基本可断定其是“非礼勿视”的，否则咋会把《新青年》当作“批孔的始作俑者”呢？“批孔始作俑者”该是“墨子”才算“名正言顺”呀！
更叫我拍案称奇的是：其咋还会把儒学定义为是“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不专制的一个，至少法家学说要比儒家更专制，而且也是它直接促成了以秦王朝为开端的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想过不少论证理由，总觉得有一个“难”字。追根寻源，估计除了其只偏读孔孟圣贤书外，还有就是所依据的对“专制”解说的版本有问题，教授有与平民不同的“专制”解说版本。就我个人所见，对“专制”解说的版本是：以“唯我独尊“为宗旨，从思想观念到人身肉体全面对人性自由进行暴力禁锢--即为“专制”。且我还认为：因从思想观念上进行暴力禁锢具有“无形”的特点，也就更见其“杀人不见血”的功力--因而是更深层次或更高层次的一类“专制”。儒学成果中之一部分：封建礼教、贞节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就实是更恶毒的思想囚笼。相比起其“专制”的残酷程度，法家“专制”简直就是“小儿科”。法家玩艺--在“孔丘”儒家门人眼中就是属“小人”之举也：主张只要有人犯法就统要绳之以刑罚，还要讲究法制故“公开、公正、公平”，还要主张“王子犯法与遮民同罪”--这下不是在主张民主、平等么？还要“君子”与“小人”一起毫无尊卑之分地讲民主讲平等，岂不是太不成体统了么？这咋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理”之序又何存？你再看儒家的主张：多讲“仁爱”，少讲“法刑”。实在要讲“法刑”，也可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遮民”，以此为秩序，可保“天理”不乱--高雅否？法家的小子只知以囚住人身体为限，什么层次？儒家就知囚人身体不如囚人思想，以更显示其“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高雅层次，对不对？--以此或可初步断定：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之辈定当不是“孔丘”门人们眼中的“君子”们的组合，其以“小人”之见而“反专制不批

法而批儒”，不单不好讲是“认知之误”，反而应该讲是其眼力蛮毒辣，一针见血、刺刀见红地击穿了孔家店儒学中部分高雅招牌后面的“思想专制囚笼”的本质，“小人”们反孔教（儒学）、反礼法、反贞节、打倒孔家店，其实质只不过是求自由、求解放、想“越狱”，他们一点没找错目标......事至今曰，还有教授对《新青年》这帮“小人”在百把年前的做法感到奇怪，依我个人分析：这也属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之故吧。比方讲，教授眼里看出了儒学中有个“民”字，平民们眼里也看见过孔孟之道中有个“民”字。但教授从儒学中这个“民”字缝里还看出了“民本主义”，于是大赞孔孟儒学之先圣和伟大。然平民心里对孔孟之道中有个“民”字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因为从孔孟之道的字缝里平民们还看出了一个大大的警示：此“民”与平民辈的“小人”、“草民”是毫无关系滴！换言之：按“天理”，“士族”级别以下的农、工、商等下流蚁辈，是没有为“民”之资格滴！就算孔孟的“民本主义”是七彩十色光辉灿烂，又与平民们何干？平民们是何物？恩赐一个称名，不过“草民”尔尔--草民=草！懂不懂？

所以讲，我倒是觉得：百把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蛮好，《新青年》也功劳蛮大。非常直观的一点好处就是：没《新青年》带头冲破孔家店的思想牢笼，没《新青年》带头倡导文化革新，就很难想象教授会写出如上文所示的这么一篇不合“祖制”但却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出来，更不敢想象教授还会在文章里对孔学来论其也有缺陷、谈其也有消极面。当然，对我来讲就可能更惨了，能想象卑贱的“草民”小人与高贵的“士族”教授也会可以平起平坐、品文论道吗？做白日梦吧？！

还有一点，我觉得，百把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的那班“小人”也还是蛮有分寸的：以打倒、砸烂“孔家店”为限，而非以“彻底铲除”、“完全毁灭”为旨。估计这也并非是《新青年》那班“小人”有多少仁慈，实实是出于“小人”之本性和本能：“千年古厦”耶！--尽管其是一座囚禁“小人”们思想的牢笼，可一旦大厦被打倒，砖瓦遍地，梁木纵横，“小人”们就又“恻隐之心”顿起、“节俭”本能渐生起来了。“小人”们忙的是啥？不就是赶快在废墟中寻寻找找搜搜捡捡--拣破烂么！只有在拣破烂时，“小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呀--这块砖头原是我做成的呀！哇--这根木梁柱本是我从山林中砍来的呀！啊--这张瓦丬原本就是我亲手烧制的呀！呀呀呀、哇哇哇、啊啊啊......“小人”们就是这副德性！不过“小人”们有了思想自由后，肯定会去想一想所面对的残酷而又现实的问题：咋会亲手做了砖、烧了瓦、砍来了梁柱，结果却盖起了一座囚禁自已思想的牢笼来了呢？是2500年前一位姓孔名丘字仲尼的人在作怪？还是把本是凡人、“小人”的姓孔名丘字仲尼的人硬封为“至圣”、“万世”的“孔圣人”的一班帝王子孙们在作怪？还是还有其他啥人在作怪？......唉，“小人”就是“小人”，只有在山穷水尽时，才会想到：是不是在自作自受？

有些事情确实是一时蛮难弄清爽的。比方讲，虽是“白话文”，字也个个认得，意思却有时难解。如教授上文所写：“...固然，民本非民主，但，此民亦彼民。一个学说既以民和民本为旨归，即使它可能非民主，但也绝不会反民主。何况从民本到民主，有一种内在逻辑贯通，并非遥不可及，我们似乎只能说“虽不中，亦不远矣””。

这段推论就叫我如坠云里雾里了，我只好猜：大概是逻辑学又有了新进步，已可把“民本”与“民主”“内在贯通”为“此民亦彼民”了，且只要“以民和民本为旨归”，“可能非民主”亦可贯通为“也绝不会反民主”了，这可真是一个新奇迹，好伟大呀！按此范例，很容易就可推演出：“君子”是人，“野人”亦是人，虽“君子”非“野人”，但此人亦彼人，不就可内在贯通为“君子”亦“野人”、“天下大同”了吗？......天那！孔丘你在2500多年前搞什么搞，瞎折腾什么！“君子”、“野人”--此人亦彼人了--你分啥等级定啥尊卑呀！不是吃饱饭后撑昏了么！......哈哈--改天得抓紧补学这门伟大的新逻辑学问，只要能寻得着资源，就得抓紧学！不然弄不清教授的好意，就太有罪过了。

还有一点事情其实是老早已经弄清爽了，只不过有人还要“乌龙”而己。比方讲，把韩非子的“法者，王之本也”解说为“君王制定法则，原本就是用来统驭下民的”--就蛮“乌龙”。我早有再闻：《韩非子》或“法家”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一子”之“鸣”声。“百家争鸣”为何？不就是反思商纣“无道”的败因，新议“王道”何去何从么！其实，商纣“无道”实是极端的“专制霸道”--指出这一点事实并不难，商纣其最后连自家手下家兵也纷纷“反戈一击”，惨败的下场确也是如警钟长鸣。而分析成因，指出今后“王道”该何去何从--这才是难题，也就是“百家争鸣”之主旨所在。然在百家鸣声中，只有法家的“法治”论最后被真正采用并代代延施，另有儒家“复礼”论也被虚张声势地吹捧起来了，并代代吹捧、越吹越虚、越吹越“高大”。历经千年，法儒两道，一实一虚，一明一“亮”，如此而已。实际上，历代帝室王家是十分不喜欢也十分不情愿实施法家的“法治”之道滴，比较起来他们真正喜欢的是儒家的“复礼”之道。按“礼制”，君授命于天，可“替天行道”，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多美呀！而按“法治”就完全没这种美味了。初粗看“法治”好象也是主张要用极端暴力来维护帝王家的秩序，护“王”之心可谓更坚决干脆彻底。可行“法治”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先要尊一个叫帝室王家十分不愿接受的法家“精神领袖”--“三太公”（公开、开平、公正）。哎呀，“三太公”当头，帝王家权尊怎存？这也就等于讲，行“法治”就是要明明白白举起一把无坚不摧的“双刃剑”，剑刃所指，一刃指草民，另一刃竟是指自家--“王子犯法与遮民同罪”！你想呀，那一位帝王会一下子就情愿接受并实行这种“王道”？真正实行这种“王道”后，帝王还是真帝王吗？草民还是真草民吗？律法面前同罪同罚了耶！哀--韩非被谋杀，商鞅被车裂--不就是帝王族人们对“法治制”创始人有刻骨仇恨的最好证据吗？只可惜，“法治制”创始人--韩非、商鞅之类这班“小人”所讲的：“法者，王之本也”--又确确实实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不然商纣的下场就是榜样！不想做商纣就必须行“王道”，行“王道”又必要以“法治制”为根本，这个道理也确实不是韩非、商鞅等对帝王族人的空想或威吓。所以历代不想当商纣的帝王君主们都是十分不情愿但又十分无奈地行施起“法治制”来。可想而知：被逼而行，能持久否？再讲还有一门讲天命“礼制”的儒学存在，呀--被“法治制”逼得实在透不过气来时，讲天命讲“礼制”的儒学不能不讲是极好的一副心理安慰的良药耶！它是实实在在可为念念不忘的“专制情结”做最理想的解释通道，而使“帝王家有专制权”变得“理直气壮”起来滴呀！

“专制情结”厚重的部分帝王君主们咋会下一有机会就对儒学大捧大吹呢？法家算什么？“法治制”又为何物？不就是把儒学中的“天子”“授命于天”可“替天行道”、为所欲为--篡改成“天子”“尊命于天”必须先依“天道”（律法）而行、“依法而行（治国)”么？很明显，儒学“礼制”中的“天”就是“神”，玄深得很。而法家眼中的“天”则就是“律法”，“律法”面前，“天子”就是“依法之子”、“守法之子”、“执法之子”，除此之所，再无特别。该种理念能叫“专制情结”厚重的部分帝王君主们不逼气吗？
因此讲，“法者，王之本也”--依我的理解--其真实意思是：实行“法治制”才是行“王道”（治国）之根本，“三太公”（公开、公平、公正）才是“天”。这是简单的“专制”吗？很明显，精确地讲，是“以暴力专制作后盾来维护的真正以民为本的民主”，或是“以保民为本的民主为主旨的暴力专制”。

何为民主？何为专制？民主与专制啥关系？我的理解是：互为依存、互为对应也！没“民主”，就无所谓“专制”，没“专制”，“民主”就无从讲起，也无法保证。比方讲，美国议院对奥巴马总统的医改方案进行表决--260票拥护，250票反对，于是就宣布通过。这是260票对250票的“民主”呢？还是260票对250票的“专制”？是不是260票按“拥护”做、250票按“反对”行、各行其事才算是真正的“民主”？或是260票“拥护”宣布通过就是对250票“反对”实施“专制”呢？讲不清爽了--是吧？错！关键在于按啥套套来讲。如按“道亦道，非常道”的观点来讲，就一切皆可讲得很清爽！当然如一定要按不可改变的“常道”来讲，那就只好“乌龙”，讲不清爽也就理所应当了。

我以为：只有以“极端暴力专制”手段来维护保障的“民主”，才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看着的“民主”，也只有以捍卫“民主”为宗旨的“极端暴力专制”才可称其为也是真正伟大的“专制”。不讲时势、太讲条件而泛泛空讲“民主”与“专制”，都只好当废话，属乱“乌龙”。孟子的“王道”--“施仁政”、“以德服人”看上去很崇高，但因缺少“以刑律为准绳”做基础，有人会以此借口“德高于法”，而使“言而无信”之徒有了理念依托，终也只好成为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