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宋太宗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失败

高粱河之战七年后，雍熙三年（986）正月，雄州知州贺令图等边疆帅臣，给宋太宗上书说：
“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于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
宋太宗权衡利弊后，决定再次出兵北伐，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并发布了《北伐谕幽州吏民诏》。
出兵之前，宋太宗遣使去渤海国和高丽国，试图与他们相约共同出兵夹击辽国，但均无结果。
对于此次北伐，宋太宗做了充分准备，其战略部署是，出兵二十万，兵分四路，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展开进攻态势。先声东击西，用东线牵制辽军主力，用西线直取云中，然后，四路大军合围幽州。
曹彬担任全军主帅，参战将领达三十多名。各路主帅分别是：东路军曹彬、西北路军米信、中路军田重进、西路军潘美。
宋太宗命东路军和西北路军十万主力，沿东线北上，声言欲夺取幽州，实施佯动，持重缓行，目的不是攻占郡县，而是将辽军主力吸引在东线，使之无暇西顾，以保障西线大军顺利夺取山后诸州。同时，命西路军出雁门关，直取云中。中路军自定州北上，出飞狐口，切断并阻击西援之辽军。西路军收复云中后，立即与中路军汇合，挥师东进。然后，东路和西北路大军强攻幽州，中路与西路军迅速跟进，四路合围，一举攻克幽州。
对于此次北伐，宋太宗信心满怀，因为这次出征，朝廷已做了充足的物资准备。他希望通过这次北伐，能完成兄长生前没有完成的收复燕云之大业。
诸将出发前，宋太宗专门召开了一次战前会议，特别叮嘱东路战将说：“要持重缓行，勿贪小利以要敌。”
现代有人认为，宋太宗的战略部署存在着问题：一是几路大军过于分散，不能及时有效进行配合；二是东路军主力等待战机的时间过长，容易出现不测之变，后来果然就出现了不测之变。
其实，宋太宗安排给东路军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很明确，也很重要，那就是牵制辽军主力，使之无暇西顾，而不是消极等待战机。
宋太宗还下令水师在渤海湾集结待命，随时准备攻击辽国后方。但后来还没等水师发挥作用，战役就结束了。
三月初，战争首先在东线打响，西线大军也迅速出击。诸路大军，出兵顺利，捷报频传。东路军很快攻占固安（今河北固安）和涿州（今河北涿州）。西北路军则攻取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和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中路军迅速攻克飞狐口要隘，进军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则一举夺取寰州（今山西朔州东）与朔州（今山西朔州）。
此时，辽国主政者是辽太后萧绰，即史上赫赫有名的萧燕燕、萧太后。她美丽聪慧，有胆有识。她是辽景宗耶律贤皇后。辽景宗在公元980年突然驾崩，年仅十二岁的辽圣宗继位。当时，辽国内部政治斗争激烈，面对虎视眈眈的诸王宗室，萧绰重用韩德让、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三人，终于控制住了朝廷的政治局面。
萧绰将幽州诸事委托给耶律休哥全权处理，以耶律斜轸为北枢密院使，以韩德让总理宿卫事保护宫廷安全。据说，萧绰年少时，曾许配给韩德让，二人关系很是密切。
萧绰获悉宋朝从东西两线大举北伐，立即下令全国进行总动员。她派耶律斜轸率部驰赴云中，以抗击西线宋军。同时，令各路精兵火速增援幽州，由耶律休哥统一指挥，抗击东线宋军。随后，萧绰与辽圣宗也率领大军亲赴幽州前线。
幽州留守耶律休哥用兵灵活主动，他晚上派轻骑前去骚扰宋军，白天则用精兵虚张声势迷惑宋军。同时，又悄悄派精锐之师绕到宋军背后设伏，断掉宋军粮道。
曹彬率十万大军在涿州驻扎了十天，因粮草不济，被迫撤出涿州，撤回雄州。
宋太宗闻讯大惊，当即下令东路军立即与西北路军汇合，沿白沟河、新城一线驻扎，养精蓄锐，待西线两路大军收复山后诸州挥师东进时，再全师迅疾北上，围攻幽州。

此时，宋军在西线战果辉煌。四月中旬，山后九州已占领过半，势如破竹。闻听西路军所向披靡，东路军曹彬手下诸将求功心切，强烈要求出兵北上。于是，东路军“乃裹五日粮，再往攻涿州”。
此时，三十四岁的萧绰身披戎装，英姿飒爽，亲率辽军骑兵主力在涿州城东五十里处扎下御营。萧绰与耶律休哥两路骑兵主力，已对宋军形成钳夹之势，准备在涿州一带与东线宋军进行决战。
这天，曹彬来到涿州，发现战场情形不太妙，急令大军冒雨南撤。五月初三，当宋军退至岐沟关时，遭到辽军两路骑兵的猛烈夹攻。宋军溃败，损失惨重，溺死于拒马河者，不可胜计。“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若丘陵。”
与此同时，辽军在西线也大举反攻，耶律斜轸率军在安定西与雄州知州贺令图队伍相遇，两军激战，宋军败退，损失万余人，辽军乘胜攻陷蔚州和寰州。
宋太宗得知情况后，为避免更大损失，下令西线各军撤出战场，并令潘美率西路军护送云、应、寰、朔四州百姓向内地迁徙。
田重进率中路军将士安全撤回，并带回来部分百姓。可是，西路军却牺牲了一员大将即杨业，就是《杨家将》中杨令公的原型。杨业被监军王诜所逼，孤军出战，力竭被俘，绝食而亡。后来，西路军主将潘美因此被降职三级，监军王诜被革职流放。
对于这次出兵北伐，前宰相赵普并不赞成。他曾专门写了篇《谏雍熙北伐》上奏，力劝宋太宗收兵息战。
北伐失败后，宋太宗也专门给了赵普一份手诏，向其解释失败的原因：
“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米信等顿于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俟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
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驰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速取其郡县，更还师以援辎重，往复劳弊，为辽人所袭，此责在主将也。”
曹彬作为雍熙北伐的主帅，自知指挥失误，罪不可恕。回京后，他身穿素衣，来到宫阙，“自请受诛”。
宋太宗诏令尚书省进行审讯。曹彬承认犯有违令失律之罪，但是最后，他仅被降职为右骁卫上将军。
曹彬是后周太祖郭威贵妃张氏的外甥，在宋初统一中国的进程中，他是主要战将之一。他曾率军灭后蜀、灭南唐，立下赫赫战功，属于开国功勋。
蔡东藩对曹彬的评价是：“彬谦仁有余，智勇不足。岐沟之败，误在不智，又误在不勇。”
雍熙北伐也称岐沟关之战，是宋辽二十五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宋朝北伐失败最惨重的一次。“岐沟之蹶，终宋不振。”从此，一直到北宋末年宋徽宗朝代，宋朝基本放弃了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方针，也失去了出兵北伐收复燕云的战略进攻勇气。从此，宋朝对辽国转入了全面战略防御阶段。
收复燕云故土已遥遥无期。
对宋太宗的两次北伐，《辽史》有这样一段评价：
“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奋战乎高粱，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自是宋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疆宁。”
岐沟之战后，宋朝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辽国则相反，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辽军多次南下，试图夺回瀛、莫、易三州。这三个州，都是当年柴荣北伐收复的。经过几次拉锯战，易州在989年被辽国夺了回去。但瓦桥关以南的瀛、莫二州，始终牢牢掌控在宋朝手中。
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国再次大规模出兵南征。萧太后亲率二十万辽军铁骑，突破宋朝河北防线，长驱直入，兵临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直接威胁着宋朝首都东京城的安全。
宋朝大为震动，不少大臣主张立即迁都避敌。但寇准坚决反对，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冒险北上，来到澶州城，并登上北门城楼。宋军官兵见黄龙大旗在城头迎风招展，大受鼓舞。“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辽军主将萧达凛在澶州城下巡查地形时，被城楼上的宋军伏弩射中头部，不久即亡。萧太后闻讯大惊。她担心辽军腹背受敌，遂向宋朝提出和议。《辽史》说：“将与宋战，达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也！”
经过谈判，宋辽双方最终于景德元年十二月，达成休战协议：双方罢兵，结为兄弟之国，辽视宋为兄；宋每年给辽“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在边境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澶州古称澶渊，因此史称这个盟约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两国罢兵言和，开始了长期和平相处的历史岁月。
对于这个“澶渊之盟”，从古至今一直争议很大。
辽国认为，燕云十六州是契丹人拿生命换取的，并不是石敬瑭无偿赠送的。而且，辽国历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在这一地区募民垦荒，减免租赋，鼓励种植稻麦，已将这一地区发展成为辽国农业生产的主产区。“万顷青青麦浪平”、“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梗”等诗句，就是对燕云地区农业景象的生动描写。关南的瀛、莫二州，原本也是燕云十六州的组成部分，后被柴荣出兵夺走。因此，他们有权将这两个州收回去。而在宋朝看来，自本朝开国之时，瀛、莫二州便是宋朝领土，岂能被辽国武力夺去？
用“澶渊之盟”这种方式结束战争，化解历史纠纷，或许是宋辽都能接受的唯一模式。
从澶渊之盟到宋徽宗朝代，一百多年过去了。宋朝经历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六个朝代。辽国则经历了圣宗、兴宗、道宗和天祚帝四个朝代。
在这一百多年间，宋辽两国基本遵守澶渊盟约，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据统计，这期间双方互派使节达三百八十人次之多。
但是，这期间也发生了两件令宋朝很不愉快的事。
一是“重熙增币”。辽兴宗重熙十一年、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兴宗一边在宋辽边境上增兵，造成南下之声势；一边派使臣来宋朝，索要土地。辽国要求宋朝将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归还给辽国。
此时，宋朝正与西夏交战，战争屡屡失利。很明显，辽国这是在趁火打劫，这是在借宋夏之战而谋利。
宋仁宗担心遭到辽与西夏联合攻击，遂同意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辽国则答应放弃索地，并遣使去西夏，劝其与宋朝讲和。
这样，宋朝每年给辽国的岁币便增加到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辽兴宗名叫耶律宗真，汉语文化素养较高，工诗词，善丹青。他把自己所画的天鹅、苍鹰等画作，主动赠送给宋仁宗。宋仁宗也礼尚往来，作“飞白书”以回赠，一时传为美谈。辽兴宗还写信给宋朝，提议两国关系仿照中国南北朝先例，辽称北朝，宋称南朝。但他的这个提法，遭到宋朝拒绝。
二是“划界事件”。熙宁七年（1074）二月，辽道宗耶律洪基遣使来宋朝，提出重新划定蔚州、应州、朔州一带的边界。辽国要求以分水岭为界，同时又在沿边地区增派军队，并扬言：宋朝若不答应，则武力解决。
当时，宋朝正忙于向西开边，宋军刚与吐蕃军打了一场败仗，即踏白城之战。
“划界事件”从性质上看与“增币事件”一样，都是辽国趁火打劫的行为，都是对“澶渊之盟”的违背与破坏。
宋神宗权衡利弊，最终答应了辽国的划界要求，弃地达七百里。这件事，在宋朝反响很大。弃地的责任，最后由王安石等变法派大臣来承担。这件事，对宋神宗本人刺激也很大。十多年后，宋神宗仍没忘记这份屈辱。临终前，他留下了一份针对燕云十六州的遗诏：能收复燕山者，虽异姓亦可封王。
宋神宗这份遗诏，很显然也违背了“澶渊之盟”。不过，它是在辽国已违约在先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份遗诏，在当时并没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那时出兵北伐，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根本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三十多年后，历史走到了宋徽宗朝代。此时，生活在辽国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举起了造反大旗，辽国政局开始动荡不安。宋朝可否趁机出兵北伐，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一举实现历史性的梦想？宋朝最高决策层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