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蔡京复出与第二次罢相

蔡京罢相后，赵挺之被任命为右仆射，刘逵继续担任中书侍郎。他们二人紧密配合，打算将蔡京推行的变法措施逐步废止。朝廷内外，顿时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不久，社会上开始流传“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
这时，宋徽宗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也很不满意，对罢免蔡京有些后悔。
宋徽宗的这个心事，被郑贵妃（即后来的郑皇后）发现了。郑贵妃将这个信息透露给了父亲郑绅，郑绅又透露给了翰林学士郑居中。
郑居中自称是郑贵妃的从兄弟，经常来郑绅家拜访。郑居中觉得，这是一个表现自己政治才干的好机会，于是请求进宫，面见圣上。见到宋徽宗后，他说：
“陛下建学校，兴礼乐，置居养院、安济院，这都是造福百姓的措施，怎能全部废除呢？怎能说这是逆天之举呢？”
宋徽宗点点头，深以为然。
接着，礼部侍郎刘正夫也请求进宫，向宋徽宗进言，其说法与郑居中类似。
对于蔡京主导的崇宁变法，从客观效果来看，的确让北宋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朝廷的旧党势力已得到清除，结束了蔓延几十年的党争之祸，为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二是经济方面，朝廷重视农桑，鼓励开荒，尤其是调节了茶、盐、钱法等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也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三是军事方面，朝廷出兵十万征西，收复青唐失地，巩固边防，提升了皇帝与朝廷的威望，也提高了宋朝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四是教育方面，朝廷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公办学校教育体制，以学校教育取代旧的科举制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具有超前意义的创举，史称“崇宁兴学”。五是社会民生方面，朝廷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民生保障机构。居养院用于救助鳏寡孤独者，安济坊用于救济有病而无钱治疗者，漏泽园则是政府负责安葬那些无力举丧的穷人。这些举措并不是慈善事业，而是政府主导的惠及全民的社会民生兜底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独创性。
对于崇宁变法，也有一些指责。有人说，“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份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有人说，“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国，蔡京之法惠奸。”还有人说，蔡京通过变法聚敛钱财，完全改变了王安石的变法精神。
其实，崇宁变法与熙宁变法既一脉相承，又有所不同，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社会实际效果来看，崇宁变法取得的成效要比熙宁变法大很多。
朱熹在他的《朱子语类》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绍圣元年（1094），变法派代表人物章惇受命调入京城担任宰相，途中，蔡京前去拜访，拿出一份建议书给他，建议实施学校教育和设置安济院。章惇看后，还给蔡京，说：“这些事，留给你自己以后做吧。”这个故事说明，蔡京很早就开始关注民生之政了。
蔡京第一次罢相，下台仅仅十个月。大观元年（1107）正月，蔡京复拜左仆射，第二次出任宰相。年底拜太尉，第二年正月拜太师。
这时候，蔡京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政治地位更加稳固。他知道，崇宁年间，在打击元祐党以及政敌时有些扩大化，于是陆续进行了一些政策甄别与平反。他接受以前的教训，实行宽柔之策，奏请宋徽宗大赦天下。他改变独断作风，有大事就召集百官议政，朝廷中政治斗争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天下大治，四方向夷。”
可是，这一时期，蔡京与童贯的矛盾却在暗中逐渐加深。蔡京与童贯本来关系很密切，也很稳固。崇宁初年，童贯从杭州回京担任内客省使，蔡京推荐他去西北边境前线担任监军，与王厚一同开边。从此，童贯逐步掌握军权，并赢得了宋徽宗的信任。

在对待童贯问题上，蔡京与兄弟蔡卞曾产生严重分歧。早在崇宁四年，蔡卞就反对任命童贯为军队统帅，他很严肃地向对宋徽宗进言：“内臣为帅，非盛世事。童贯闻臣此言，必不喜，但朝廷事体重大，臣不得不言。”
蔡卞随后遭到蔡京以及执政吴居厚、张康国、邓洵武等人的集体批评与嘲讽。蔡卞感到自己在朝廷很孤立，于是请求离开朝廷，外放担任河南府知府。
那个时候，童贯羽翼未丰，翅膀没硬，做事还小心翼翼。后来，童贯身价倍增，掌控着西北前线的军政大权，侍功骄横，对西北军政将领官吏的选拔任免，完全撇开朝廷，绕过蔡京，直接向宋徽宗奏报。这既破坏了朝廷的制度，也伤害了蔡京的自尊，引起蔡京极大的不满，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大观三年（1109）五月，宋徽宗觉得童贯在西北开边战功显赫，下诏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一个显示皇恩和崇高社会地位的荣誉官衔，享受宰相待遇。对宋徽宗的这个诏命，蔡京坚决反对，拒不执行，并忿忿而言：“童贯是一个宦官，让他担任节度使都有些过分，怎能再授予他使相呢？”
蔡京的强硬对抗，让宋徽宗感到非常恼怒。至高无上的皇权又一次遭到了严峻挑战。
童贯听说此事后也非常生气，他暗中秘密联络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张克公等大臣，轮番上朝弹劾蔡京。童贯还鼓动主管天文的郭天信进宫对宋徽宗说：“近来发现，太阳中出现了黑子，这是上天在暗示，应斥退大臣，否则不详。”
郭天信在太史局任职，负责解释天文现象。宋徽宗任端王时，他曾预言“王当有天下”。因此，宋徽宗对他的预言比较信服。
于是，宋徽宗又产生了罢相之意。蔡京知道自己又得罪了圣上，屡次进宫求见，想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冒犯皇权，但均被宋徽宗拒之门外。
大观三年（1109）六月，蔡京上表，请求辞去相位。宋徽宗当即批准，令蔡京再次担任闲职中太乙宫使。十一月，进升蔡京为楚国公，令他致仕，但仍负责编修《哲宗实录》，每月初一、十五参加早朝。
这是蔡京的第二次罢相。
蔡京这两次罢相虽然背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因为出现了“天变”。古人认为，出现天文异常现象，就意味着朝政有缺失，作为总领朝政的宰相理应承担责任。要么直接罢免，要么引咎辞职。其实，这只是朝廷政治斗争的一个表面借口。蔡京两次罢相，本质原因是相同的，都是蔡京以相权冒犯了宋徽宗的皇权。
自宋神宗以来，北宋政坛已形成了一切权利都属于皇帝的局面。蔡京公然挑战这个局面，宋徽宗岂能容忍？年轻的宋徽宗政治头脑其实很精明，很善于运用政治手腕。他要牢牢掌控最终决策权，他要将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中。因此，明朝思想家王夫之说：蔡京根本不是什么权臣，他只不过是一个弄臣而已。其实，蔡京既不是权臣，也不是弄臣。他既没有挟持皇权独揽朝纲之念，也没有专心追求皇帝宠幸和狎玩之意。蔡京所追寻的是这样一个政治局面，即：相权与皇权共治天下。这也是封建时代儒家知识分子的一贯梦想与追求。
可是宋徽宗不这样想。他认为，相权是为皇权服务的，相权不能对抗皇权。所以，他既要利用蔡京的才干为自己服务，又要适时打击一下蔡京的气焰，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打击蔡京，就是打击蔡京所掌控的相权，目的也是给满朝文武显示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可以给你高官厚禄，也可以随时拿走，让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让你身败名裂倾家荡产。相权在皇帝眼里只是皇权的附庸，大臣所要服务的对象不是大宋王朝，而是大宋皇帝。
此时，弹劾蔡京的行动仍然没有停止，经常有奏疏呈送到宋徽宗御案上。
有个叫陈朝老的太学生赴阙上书，对接连几任宰相作了如下评论：

“陛下即位以来，凡五命相，有若韩忠彦之庸懦，曾布之赃污，赵挺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复相执中何为者耶？是犹以蚊负山也，亦无损于山，若以斯人治天下，臣恐天下坠甑矣。”
接着，陈朝老笔锋一转，将矛头指向蔡京。他在奏疏中捕风捉影，给蔡京罗列的罪状达十四条之多。
翻看一下陈朝老的履历，发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太学生。他生于1077年，自元符年间（1098---1100）入太学，一直到宣和七年（1125）都还在太学里读书。
那么，蔡京主要错在什么地方呢？不仅那时候包括现在都认为蔡京最大的错误是，主张并贯彻“丰亨豫大”的治国理念。有人说，蔡京这是以此粉饰太平。有人说，蔡京这是在提倡穷奢极侈腐败之风。还有人说，蔡京这是视官爵财物如粪土，在极力鼓动宋徽宗大肆挥霍，等等。
其实，“丰亨豫大”治国理念并不是蔡京主观想象的产物，源于他对《易经》丰富哲理的认知，反映出他对理想政治的思索与憧憬。
《周易注疏》卷六：“丰，亨。王假之。”孔颖达疏：“财多德大，故之为丰；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济。”《周易》卷二“豫”：“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
所谓丰，就是丰裕。治国首先要抓经济，要以经济丰裕为中心，让国家财政充盈，这是治理国家的经济基础。所谓亨，就是亨通。就是要确保政令畅通，如此变法才能见到成效，这是政治基础。所谓豫，就是安乐。就是要让百姓获得实惠，要创造安详和乐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这是社会基础。所谓大，就是宏大。就是要建造一批宏大工程，树立大国风范，体现大国气派，这是国家形象基础。
蔡京的这套治国理念，的确让宋徽宗感到耳目一新。
大观四年（1110）五月，彗星又一次光临天空。江、淮、荆、浙等地区，数月没下一滴雨，干旱异常。朝中台谏大臣们又纷纷上书指责蔡京，说：“蔡京盘旋京师，余威震于群臣，请求皇上赶快将蔡京逐出京城。”
于是，蔡京被降为太子少保，仍致仕，出居杭州。同时，宋徽宗也下诏：弹劾蔡京到此为止，今后不许再呈报此类奏疏了。
对于大臣们的弹劾，蔡京已经很不在意了，他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
蔡京这年六十四岁，如果他从此退出政坛，在杭州颐养天年，那么，或许就不会被《水浒传》塑造成一个大奸臣的形象，或许也不会后来被太学生陈东列为“六贼”之首，成为北宋亡国的替罪羊。
然而，蔡京答应过宋徽宗，自己要鞠躬尽瘁，尽死以报，他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如果宋徽宗一旦需要他，他仍会欣然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