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孔子》评论及有关“孔子”的见闻录之四(续19)

十.仕途顶峰时的孔丘

听课笔记：

据教授讲，在鲁定公10年(公元500年），52岁的孔丘在大司寇任上曾代表弱小的鲁国与强大的齐国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会谈。

当时的时局是：齐与晋争霸业，鲁定公9年时齐曾攻占了晋的夷仪。此时给鲁的影响是：弱国无外交，一般只能听命于可保护其或伤害其的强国。原先的鲁国是向晋一边倒。随着齐的强起，鲁国逼着要作首鼠两端调整。而齐因正忙于挑战晋的霸主地位，故也还能接受鲁的作为，更想以外交手段逼鲁称臣，借此削弱晋的地势。同时齐还注意到：鲁正在起用孔丘，也在崛起。齐一大夫名犁弥的曾对齐景公说：鲁用孔丘定会强鲁，鲁一旦强起必危害齐的地位，故我们要早作准备。这促使了齐主动向鲁提出搞一次外交会谈的提议。会淡地点选在齐境内靠近齐鲁边境的一个叫“夹谷”的地方。对此提议鲁国同意了。

关于齐为何选中“夹谷”这个地方来会谈，教授解说了其的特别点：以前有一小国（莱）被齐灵公灭了，原莱人也就被迁居至“夹谷”。莱人多野蛮和尚武。齐选“夹谷”这个地方来会谈，正是想用莱人的特性来威协和协迫鲁定公，以达到逼鲁臣服之目的。

按当时贯例：国君出外会谈，三桓之中必应有一人跟随在鲁定公身边为相。然这次齐鲁会谈，三桓中无人愿出相。因料想结果仍是一边倒向齐，会丧权辱国，三桓中无人甘受其辱，故都推举孔丘出相。当时由孔丘出相，从鲁国角度讲，其身份职务合适（上大夫大司寇），其又懂礼仪，且与齐景公曾打过交道，对齐国与齐景公有一定了解，确是合适人选。而对齐国来讲，他们也觉得孔丘出相会谈很好，因在他们眼里，孔丘还是较易对付之人。犁弥就此对齐景公说：孔丘就一读书人，搞外交未必在行。他懂礼仪，可未必懂军事。我们可用莱人围胁鲁定公逼迫他签协议，我们想要啥就能得到啥。

孔丘对出相参会显现了当仁不让之态，其曾言：“仁者必有勇。”（《论语》）。且孔丘出身于武人世家，这为一。对齐国又非常了解，知道齐景公有流氓无赖习气，又知其手下有犁弥这种下流小人，这为二。故其与鲁定公备出席会谈前就心怀了防小人之心，其对鲁定公说：这次去会谈，我们还需带军队去（按当时周礼所定：国君出国会谈是可以带军队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论语》）。鲁定公听从其计，带了左右两司马及军队一同前往会谈。

会谈开始在临时搭起的一个土台子上。齐景公与鲁定公就在此台上坐谈。初时两君相互作揖见礼，可刚献礼毕未正式开谈前，齐人就急不可耐提出要用当地（莱）人舞蹈来为会谈肋兴。于是一帮莱人就带着长矛、戟、剑鼓噪而至，直冲高台、冲向鲁定公而来。孔丘在台下见此情景后就不顾礼仪了，三步二步跳上高台挡在了鲁定公面前。莱人一下子呆住了。孔丘乘机向鲁国军队发令：赶紧保护国君！鲁国随军应声而至围护往了鲁定公。至此孔丘才对齐景公说：两国国君会谈，你们为何用外族俘虏来捣乱？难道你们齐国就用此手段来对待诸候的吗？你今之举，对神灵是不祥，对德行是失义，对人君是不礼。我不信你齐君会做出如此下流之事！齐景公很惭愧，自知失礼丢人，即挥手让菜人退下。会谈这才正式开始，齐想协迫鲁定公的计谋宣告失败。

在会谈结束、最后双方的条约里，齐国又加了一条话：条约签定后，只要遇齐有战事出国征伐，鲁固就须派300辆兵车相随，如不派就将按约惩罚。由此表明：齐要鲁臣服附庸才是主要目的。如此约不达标，则对齐来讲会谈就失败了。而把此约提出来，鲁国也本是可接受的，因鲁本弱小，不听齐就得听晋，二者必选其一。

可孔丘听加此约后则说：既然两国友好了，那你齐国就须把以前占鲁国的汶阳之地还给鲁国（鲁以前有一阳货叛乱事件，事后阳货叛逃去齐，其给齐景公的见面礼就是把齐鲁边境的汶阳之地送给了齐国）。齐景公无法拒绝，只好答应。最后会谈双方都有所得：齐国取得了鲁对的臣服的认同，鲁国意外地收回了汶阳之地。

在总结这次会谈中孔丘的作用时，教授言：齐所获成果有其势在的必然性，而鲁所获成果则是靠孔丘的才智。首先在会谈前，齐之所以愿从外交手段上来解决两国间的问题，就是齐意识到了鲁有孔丘后会强大起来，故有必要先会谈一下。其二，孔丘在此次会谈中有礼、有理、针锋相对地挫败了齐国的阴谋，让鲁国保持了一个弱国所难得保持的尊严与体面；其三，因齐景公认识到：有孔丘的鲁国是个不好对付的鲁国，故他才心甘情愿地把汶阳之地还给了鲁国--由此看出，孔丘无论在内政中还是在外交上，他都具有杰出的才干。


我的思辩：

显然，教授对孔丘的尊祟己到了偏执的程度。“夹谷会谈”可能是孔丘“名正言顺”地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成就的外交活动。究其成功的原因，在我看来决不象教授所总结的那三点，至少齐景公并不会心甘情愿地以归还汶阳之地来换取鲁国对齐臣服的首肯。客观地讲，相对孔丘而言，经历过①晋齐投壶②平丘之会③攻徐④攻莒与纳卫候⑤纳鲁侯以及昭陵之会等政治风波励炼的齐景公就更显其政治家的智慧和外交家的灵动。显然，齐景公的政治目的是捆绑鲁国入盟，结成与晋抗衡争霸的统一战线。为此重大政治目的，对邻国取兵不血刃的策略，是很明智的举动。即使在孔丘提出还地要求时，也还能以大局为重，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实属难得。此时的齐景公严然一大度君子，无半点流氓无赖习气。要知道：凭实力齐景公完全可流氓式地出尔反尔，且不服可用兵相强的，而根本无需弄几个莱人来威胁一下的，因他威胁的本意也就只是要鲁臣服。相反是孔丘倒显得过于小气，大局不讲究，面子倒是很顾及，还显得斤斤计较眼前利益所得。不错，在这场“夹谷会谈”中，由于齐景公的“君子”，孔丘争得了归还汶阳失地之功，但他这种锋芒毕露式的外交举措就不会为日后的鲁国或为日后的自己招来灾难或杀身之祸么？哀也！孔丘之哀在于老是没把老子的教导记于心且佐于行。老子曾给孔子有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因此要“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为人子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听课笔记：

据教授讲，在鲁定公11年，孔丘“行摄相事”了--无国相之位，做国相事务。当时鲁的国相是季桓子，孔丘相当于辅助季桓子任副相。此任为孔丘一生中最高的官位。刚就位时，其很高兴，整天脸露喜气之色。有一学生问：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老师为何整天喜洋洋的呢？教授批注：这问话问得太没水平，似想得出“孔子不是君子”这么个结论。君子也有喜于形色的时候么，不该这么问。

孔丘“行摄相事”的第一个大谋划，就是要想解决鲁国政坛上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大夫专权”问题。在“夹谷会谈”归鲁后的秋天，鲁国三桓中的叔孙氏家里出了一大事：“郈邑”的家臣候犯又反叛了。“郈邑”的原邑宰叫公若藐，叔孙氏新继位的宗主叔孙武叔不喜欢公若藐，故其继任宗主后就想撤换邑宰，指使候犯把公若藐杀了。没想到的是：候犯杀了公若藐后，自己做郈邑宰后又起兵反叛叔孙武叔。叔孙武叔很无奈只好亲自两次带兵到自己的采邑去伐候犯，还攻不下来。最后是费了很大的劲用反间计才逼迫候犯逃亡国外，收回了郈邑。

据教授讲:孔丘对此类以下犯上之类的事本很反感，这回他却要借此事机来解决“大夫专权”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方案叫“堕三都”，即把三桓家各采邑的城墙都拆掉，以使大夫（其实是国君）的军队可随时容易地平定各种家臣的反叛。由于此方案初粗一看似是帮三桓大夫们着想，加上叔孙氏刚刚很头痛地平定了候犯之乱，有深切体验，故三桓们没细想就同意了。于是，孔丘应用了己有的权力，利用三桓还未细究的难德时机，怀藏“抑私家、强公室”之目的，命已在季氏家当首席家臣的学生子路为主事拆墙官，轰轰烈烈地实施了“堕三都”举措。第一步行动是拆掉叔孙氏家采邑的城墙，很顺利地完工了。第二步是拆除季氏家采邑的城墙，却遇上了一场大麻烦：在季氏采邑费做家臣的公山不狃、叔孙辄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后，采用先下手为强之策，毅然发兵攻鲁国的国都曲阜，弄得鲁定公和三桓大夫们都很意外，只好很狼狈地都逃到季氏家的高台上躲藏，公山不狃和叔孙辄等的兵围在高台下向上射箭，箭都射到鲁定公脚下了，很危急。孔丘闻悉后马上派兵反击，并连曲阜城里其他大夫和百姓们都拿起了武器，这才把公山不狃、叔孙辄的兵队击败，赶出曲阜，最终赶出国门。采邑费的城墙最终也被拆掉了。

至此，三桓家采邑的城墙己拆完了两家。可乘下的孟懿子家的城墙却拆不成了。原因是：孟懿子家采邑成是在位于鲁国北方，靠近齐国。在采邑成里做孟氏家臣的人叫公敛处父，此人有勇有谋，且其曾在平定阳货叛乱时有功，更要紧的是：公敛处父没有半丝要反叛的迹象。故孟懿子很信任公敛处父。在要拆孟家城墙时，公敛处父对孟懿子说：我们的城墙是不能拆的，因为我们靠近齐国，与齐为邻。拆了城墙，万一齐国来攻，我们怎么抵抗？故我家城墙不仅是孟家的，也是鲁国的。还有一问题是：如把你家的城墙拆了，你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就没了，你又将何去何从呢？在此公敛处父揭穿了孔丘的最终目的：“抑私家、强公室”--孟懿子明白了！三桓也就醒悟了。但有碍于孔丘是自己的老师，孟懿子不想明着反对孔丘的举措，公敛处父即提议：此事你装作不知就可。他们若来拆城墙，我把城门关起来。如遇进攻，就反击。孟懿子听从了公敛处父的建议，真的装聋作哑不管不问起来。任孔丘再三摧促也无计于事，其他三桓大夫因已醒悟了孔丘的真实意图，己后悔自家城墙被拆，故也就不再支持孔丘的举措了，“堕三都”计划由此终止。

教授总结：孔丘的“堕三都”计划最终只是部分成功，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孔丘本已与三桓有很好的合作基础由此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原先的孔丘正是由干与三桓有了良好的合作基础，故其能升任很快，孔丘与季桓子曾“行乎季孔，三月不违”（《论语》。意为：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孔丘提建议，季桓子都予同意。），但自实施“堕三都”的真实意图被揭穿后，三桓大夫们终于认织到孔丘的真意是要削弱他们，孔丘不是他们的人。自此，孔丘在鲁国的政途就堪忧了。


我的思辩：

孔丘曾是个官迷，这一点不可否认。孔丘当官是要实现自已的政治抱负，这一点也不可否认，在其提议和实施“堕三都”的举动中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然而，孔丘的政治智慧实在很烂。

“堕三都”提案的提出先显现了其“一统”的“君君、臣臣”思想的固执与对多元思维的排斥，不讲究实事求是，因势利导。同时，看似善抓时机的“适时提案”更多的是显示了其“小人”式的政治投机心理，与其一贯主张的教化为先、忠恕仁爱理论背道而驰。孔丘似太注重忠而背弃恕了吧？或许，孔丘的教化为先、忠恕仁爱等理论正是这场“堕三都”政治惨败后的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在我看来，“堕三都”议举实是孔丘一生政坛生场上最大的败笔，而不是象教授总结的那样是有部分成功。其实，即使是“堕三都”这种急功近利式的举措能全部完成，也不能表明孔丘的这一政治计谋就完全成功了。因为人还在，心不死。当一个人知晓了有个与你很亲密的人却在暗地里谋害你的实质后，结果会怎样？至少该是敬而远之吧？普通人如此，三桓大夫们就不会如此？当然，表面看起来当时是公敛处父那厮从“国防”和“人居”两方面出手坏了孔丘大人的好事。但事实上，孔丘政治谋略的不周（居然会为“堕三都”而不顾国防！）和为人失道(竞当面一套背地里又一套)、投机手段的阴险狡诈才是最终将归于失败之根源。城墙被拆了，还会重建。“心墙”筑起了，再难愈越！

孔丘以“堕三都”换来三桓们对他筑起高高的“心墙”后，还会有什么命运等着他呢？能不惨吗！

实在难从理解的是：聪慧机智、仁心宽厚的孔丘怎会施出“堕三都”这种毛草粗鲁的政治投机计策来？唯一的解说是：孔丘原本就是“小人”一个，“聪慧机智、仁心宽厚”等圣象只是后来的造圣造们“包装”的。当然，当然，“小人”得志，猖狂一时，惨遭痛败，也不排除其能从中总结出真知灼见来以警世。

能相信并倾听“小人”或“敌人”的真知灼见，应是多元思维的基本常态之一吧！从此角度讲，孔丘应是因惨败悟真知而成圣人者之一人也！